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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设计里的拨乱反正

来源: 2018年08月13日

规划设计里的“拨乱反正”

小康不小康,关键看住房。这是一句老话。其实,住宅就像一个晴雨表,它不仅折射出经济水平的发展变化,而且,也见证着规划设计理念与实践的历史变迁。新中国的规划设计,究竟走过了怎样的历程?有何经验教训?

日前,清华大学教授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资深会员朱自煊先生就此接受了我们的采访。我们的话题,就从住宅说起。适用、经济、美观奇形怪状不应走进日常生活。

:数十年来,您一直从事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方面的工作,并在居住小区规划和住宅建设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。回顾历史,您认为有什么经验教训?

朱自煊:从住宅层面确实可以反映出我们城市规划、城市设计上的很多问题。从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,我们主持了北京部分居住小区的规划设计工作。比如最早广渠门外的垂杨柳小区,在小区的布局上,提出了在规划上成组成团的思想,后来为大家所接受;随着住宅工业化的发展,到60年代末,我们又开始搞宾馆装配式的住宅试点,比如左家庄新源里小区;70年代,又在东方炼油厂规划建设了迎风小区;90年代初开始,规划建设塔院等多高层住宅。

那时住宅还没有商品化,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。由于我们长期是发展中国家、短缺经济,当时的建筑方针是:适用、经济,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。

:也就是说,如果条件不允许,就可以不注意美观了?

朱自煊:这个提法有一些片面性。现在应该讲适用、经济、美观,这是建筑方针。其实美观并不一定要多花钱,比例是否合适,色彩是否协调,都是美观的重要内容,不用多花钱就能做到。

那时候有一定的片面性,盖了不少的简易楼,我们叫窄小低薄:进深窄,面积小,层高低,墙体薄。

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,住宅商品化以后,经济基础、建设体制、投资渠道都发生了变化,人们的需求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,住宅市场开始繁荣。但是,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:普通百姓买不起房。从规划设计上来说,过分注重形式,讲求所谓的品位,脱离了广大群众,只为少数有钱人服务。所以出现了很多别墅豪宅,追求豪华、至尊等等。

:不光住宅,公共建筑上的形式主义就更厉害了,标新立异,奇形怪状。

朱自煊:这是一种片面美观,以剌激人的眼球为目的。这在西方也不奇怪,过去很多建筑设计,追求时兴、新潮,但是只能在小范围里,在建筑杂志上来宣扬,多数建的房子并不是这样。当然也有盖起来的,那也是作为学术上的一种探讨,并非大批量建设。就像时装表演,展示的各种各样,只不过是展示一种设计的风格,多数是不会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的。

我觉得重要的公共建筑,代表国家的形象,弄成奇形怪状很不好。前段时间中央召开大型公共建筑座谈会,重申建筑方针,我觉得很有必要。

:也算是拨乱反正吧,把浮夸的倾向给转过来?

朱自煊:对,转过来。作为领导,不能盲目讲排场、相互攀比,不顾市情、省情、国情,脱离建筑空间的规律;规划设计师要充分体现社会的需求,不能惟领导、开发商意志是从。把握大势,尊重规律拒绝浮躁才能自主创新。

:应该说,中央政府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很清楚,提出了科学发展观、和谐社会等非常好的理念。那么,对于规划建筑师而言,这意味着什么?

朱自煊:作为规划设计师,第一,对于中央这些精神,要深刻认识、认真对待,要将其作为规划的指导思想,设计的总原则。第二,要看到建筑和规划的规律,这个规律是整个世界学科的规律。比如建筑和谐规律,要体现空间的和谐、整体性,这是很要紧的。城市设计一定要讲求和谐、讲求整体,创新是建立在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的基础上,这样才能融入到整体环境里。

:怪异的建筑往往是打了创新的旗号。那么,您怎么看待规划设计的自主创新呢?

朱自煊:我觉得主要还是得从实际出发,这是最要紧的。搞规划设计,要立足于国情、省情、市情,联系当地情况,实事求是。真正的自主创新,是建立在既了解总的发展趋势,包括国家的发展趋势,国外的发展趋势,又结合实际解决当地问题的基础之上。

包括城市形象也是这样。形象好不好,不在于你的建筑高不高,是否摩登时尚,而是是否真正符合你这个城市的特点,把这个城市本身自然的、人文的、社会的特点充分表达出来,而且又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,符合科学发展观,体现人与自然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。

规划设计创新是个实践的过程,和书画艺术品不一样,它要花大量资金来建设,建成以后还要为大量的人所使用,要通过实践的检验。创新一定要和环境友好,要让公众感到赏心悦目,要为构建和谐社会起到积极作用,而不是搅局。

:做到这一点,需要扎实深入的调查研究。而现在的社会风气,显然有些浮躁?

朱自煊:是这样。浮躁、表面,体现在各个方面。我们过去很多优秀的作品是在相对艰苦的岁月里创作出来的,现在条件好了,反而坐不住了,急躁、匆忙,急于赚钱,急于出名。这和我们转型期的经济社会环境有关。其实真正做出成果的,获得诺贝尔奖的,往往并不计较名利,不是以获奖为目的。

规划师和建筑师一定要有长远的社会理想

规划设计里的拨乱反正

,要立志为市民、城市乃至于为国家争得荣誉,为后人留下不朽的作品。尤其是在一些重要的建筑、重要的场所,应当充分考虑这一历史感。这是第一位的。名和利是第二位的,是附属品。规划设计是个动态的过程老百姓的利益和意愿最要紧。

:近几年,一些地方领导非常喜欢请境外人士来做当地的规划设计,甚至对洋规划、洋设计更信任,高看一眼。但也有专家断言:请外国人做的规划,没有一例成功。对此,您怎么看呢?

朱自煊:请国外的人来做中国的规划设计,确实很不容易成功。规划设计牵扯的面很广,要跟当地的社会、经济等紧密结合,特别是要和当地的文化、风土人情等结合得非常好,外国人在短期内很难掌握。而且,规划设计是个长期的、动态的过程,并非一朝一夕之功。

比如我做安徽屯溪老街的保护规划,从1985开始,20多年,我始终跟踪它,几乎每年都去,一直和当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。我自己就是安徽人,会说当地方言,和当地百姓沟通非常方便;在做规划的过程中,我也特别注意充分依靠当地的规划建筑设计力量,这样有利于延续它原有的风格。

北京什刹海的保护规划,也是我和其他老师带着学生做的,从1984年开始,先做了总体规划,1992年批准;后来又做了详规,逐步整治,也一直跟踪了20多年。

:屯溪和什刹海的保护规划,应该算是您最满意的作品了吧?

朱自煊:最满意也说不上。要做点事情,不是一下子就能成功的,特别是规划建设的问题,包括名城保护等,要有长期打算,深入其中。要充分了解并尊重老百姓的意愿,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。

我这几十年,不仅有住宅小区方面的实践,也有农村建设的实践,不光有成功,也有失败。农村建设中,最大的失败就是河北徐水新农村建设试点。

:失败在哪里呢?有何教训?

朱自煊:指导思想就是错的。建设徐水新农村试点,是1958年大跃进时候确定的项目,让我负责,带了100多个人去,包括建筑、规划、土木等。当时的指导思想是:人民公社一大二公,取消家庭。要求我们以夫妻为单位,设计一间一间的集体宿舍,孩子全部住幼儿园,老人进敬老院。这完全违背了农民的意愿和当时的实际情况,农民也很不乐意,但又都不敢说。

对于这个指导思想,我也打心眼里不赞成。但这是上级组织的决定,我又不能不服从,只好硬着头皮做。上级来一次人,我就反映一次情况。直到后来周总理来视察之后,这个项目才停下来了,虽然勉强建成,最终不了了之。

我深深体会,住宅区建设也好,新农村建设也好,一定要以老百姓的利益和意愿为主,一定要得到老百姓的支持。特别是现在我们搞新农村建设,一定要得到农民的支持,这是最要紧的。[采访后记]回顾新中国50多年规划设计走过的历程,不是一条顺利的直线。朱先生用了翻烙饼(要两面烙烙)和飞机飞行(不是一条绝对的直线)的形象比喻历史就是在这样的迂回曲折中发展的吧?

回顾历史,总结经验,冷静反思,拨乱反正,让我们更好地谋划明天。[朱自煊]1926年出生于安徽省徽州地区休宁县,1946年成为清华大学建筑系建系后第一班学生,195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,长期从事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方面的教学、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,现为清华大学教授(退休)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资深会员、城市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。

(毛文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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